〈八佾9〉子曰：「夏禮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，足則吾能徵之矣。」
這裡談的是夏和商兩代的禮的失傳，以及「言」(傳述)和「徵」(證明)的關聯。本章呼應〈為政23〉子張問：「十世可知也？」子曰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；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孔子在彼處說「可知」，此處卻說「文獻不足徵之矣」，一個主題，兩樣心情。
本章提到的「杞」是周武王封夏朝後人的地方；「宋」是分封殷商後人的地方。我們現在熟知的成語中都還流傳著「後(周)朝對前(夏、商)朝人的愚笨諷刺」，如「『杞』人憂天」是諷刺杞人，「揠苗助長」和「守株待兔」都是「宋人」鬧的笑話。這是很早「政治笑話」濫觴。
這裡「文獻」的意思也和現在的用法不同。現在所說的「文獻」都是指書面的記載，可是這裡要分開看：文、「文章也」(皇侃)，「典籍也」(朱子)，指的是書面的記載；「獻」、「賢也」(何晏引鄭玄、皇侃、朱子)，「秉禮之賢士大夫」(劉寶楠)指的是「通曉歷史文化的達人」。
「徵」、「成也」(何宴引包咸、皇侃、邢昺)，「證也」(朱子)，就是「證明」。
孔子在這裡感嘆有關「二代」的禮，他能說得頭頭是道，可是卻無法在實地生活中找到典籍和達人來證明。這是孔子深沉的哀嘆。特別對照〈為政23〉說的「可知」，這裡的「不可徵」更顯示出禮的損益只能「載之空言」，而無法「見諸行事」。
孔子對夏商之禮的「失徵」，也不是完全沒有正面的收穫。在《禮記》〈禮運4〉中，子游(就是言偃)問過孔子有關禮的問題，孔子的回答幾乎和此相同，不同處在於得了「夏時」，和「坤乾」兩項。前者可能指的是夏朝使用的曆法，後者可能是《周易》的前身，以「坤為首，乾為後」的「商(殷易)」。當年我聽毓老師說過，這是母系社會的殘餘。這也是「二代」之禮的損益結果。
附錄
〈為政23〉子張問：「十世可知也？」子曰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；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
《禮記》〈禮運4〉言偃復問曰：「夫子之極言禮也，可得而聞與？」孔子曰：「我欲觀夏道，是故之杞，而不足徵也；吾得夏時焉。我欲觀殷道，是故之宋，而不足徵也；吾得坤乾焉。坤乾之義，夏時之等，吾以是觀之。」
